改革宗浸信会的神学与历史渊源（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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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改革宗信仰和神所使用的器皿
1. 随着20世纪的到来和推进，改革宗信仰坚持不懈的余民。在以赛亚书40:8中，我们 知道：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不管人怎样邪恶有罪地偏离圣经的真理，就像美国浸信会中间所发生的一头扎进阿民念的错误和现代主义的异端中那样，但神话语的真理不能被最终和完全毁灭。所以，虽然在20世纪前半叶改革宗信仰的真理的状况看起来是那么暗淡无望，然而神救恩的绝对主权恩典以及其它圣经真理从来没有在美国彻底消亡。无论是在浸礼派以外，还是在浸礼派中间，都一直有一些紧紧持守神话语的这些奇妙真理的人，尽管它们普遍被人拒绝、讽刺和诬蔑。先跟我一起来看：
a. 浸信会以外的改革宗弟兄姊妹。在那些坚持婴儿洗礼的人中有三个重要派别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
(1) 来自荷兰移民的神学上保守的改革宗肢体，在这些人中包括20世纪早期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RC）还有其它一些派别。尽管CRC最近向现代主义的漂流使人痛心和悲哀，我们仍然要为这些肢体在他们不受欢迎的那些危机年月忠心地持守并捍卫神主权恩典的教义而感谢他们。罗以斯·伯考夫（Lois Berkhof）所预备的非常优秀的系统神学（1938年出版）在后来的这些年间，对许多改革宗浸信会人士有着巨大的价值，更为现代的基督教改革宗牧师和作者威廉·亨德里克森（William Hendricksen）所写的解经书有着巨大的价值。它一直到今天都给基督的教会带来极大的益处。荷兰加尔文主义弟兄的有帮助的著作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保存和传递改革宗信仰方面，对改革宗浸信会更有帮助和益处的是：
(2) 神学上保守的长老会肢体。可悲的是，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早期长老会有自己的战争要同异端的现代主义打。从很早的时候起，普林斯顿神学院就是保守长老会抵制现代主义的坚固堡垒，其中为首的人有B. B.华菲德（B. B. Warfield），J.格莱山姆·梅钦（J. Gresham Machen）等，也是在早年，普林斯顿一直是改革宗信仰的一个堡垒，还有其它地方的长老会肢体，特别是在南方。当自由派最后于1929年取得了对普林斯顿的控制和改组的时候，J. 格莱山姆·梅钦离开，并且领头建立了改革宗信仰的另一个这样的堡垒，宾夕法尼亚费城的威斯敏斯德神学院，同时领导着正统长老会教会早期的建立工作。
我以前的老师写道：
威斯敏斯德神学院是古老的普林斯顿的再生，它采取了它堕落的前任采取的合乎圣经的改革宗传统，在J.G.梅钦以及他著名而又当之无愧的早期教师（约翰·慕里，歌尼流·帆帝尔，爱德华·杨，尼德·史东豪斯，R.B.祁伯尔以及其他人的领导下）许多上那个神学院的浸信会学生，接触到了他们的改革宗传统。[1]
威斯敏斯德的教授和其它长老会人士也藉着讲道书籍和其它著作给改革宗浸礼派带来了良好的深远影响。这对于位于宾夕法尼亚卡莱尔的第一个改革宗浸信会教会来说尤其如此。
其他早期起帮助作用的是：
(3) 神学上保守的改革宗主教制肢体。当改革宗主教派看到抗罗宗主教制教会向自由主义漂移的时候，他们于大约1870年脱离了那个主流团体，他们的神学院宾夕法尼亚费城的改革宗主教制神学院特别蒙主使用，使一些在那里读书的浸信会学生接触到了改革宗信仰，其中有好几个人后来成了改革宗浸信会牧师。这所神学院中有两位神学教授，在使学生明白恩典教义方面尤其大有果效，他们是弗莱德·丘尔纳（Fred Kuehner）和罗伯特·鲁道夫（Robert Rudolph）这两人都是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据说在鲁道夫发人深省的教导下，学生们发现自己在神学上被彻底改变了。
改革宗信仰不但在忠心的婴儿洗礼派中间顽强坚持下来，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在另一个派别中坚持下来：
b. 浸礼派。这有几个迹象。首先是：
(1) 司布真的持久影响。我以前的老师写道：
查理·哈顿·司布真的名字，他的著作以及其持续的影响在使特别浸信会的影响进入到20世纪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在那些日益敌视加尔文主义的圈子内，司布真的名字也受到尊敬，他所传讲过的特别浸信会神学有时候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被接受……[2]
(2) 北方的浸信会基要派至少也坚持和保留了恩典教义的剩余部分。早些时候我们看到，基要派认识到现代主义得渗透到北方浸信总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该总会从来没有采取一个教义声明作为团契和相交的检验标准。于是他们在1922年尝试让北方浸信总会采纳新罕布施尔信条，但是没有成功。[3] 这份公认信条虽然从1689年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缩减了很多，而且有点冲淡，却仍然是比较加尔文主义的。例如在第8项――“论悔改和信心”中――新罕布施尔公认信条宣告说：
我们相信悔改与信仰是人的一种神圣责任，也是一种彼此不可分离的恩赐，是由上帝使人重生之灵在我们心灵里做成的。
当北方浸信总会中更为好战的基要派成立了浸信会圣经同盟会的时候，成员被要求承认一种严格按照新罕布施尔信仰宣言写成的一个公认信条。
在清除北方浸信联合总会中的自由主义的尝试明显失败以后，一些基要派于1932年离开了北方浸信联合总会，成立了正规浸信会总联合会，吸收了旧有的浸信圣经同盟会的剩余人员。正规浸信会联合总会成立后第一年的会长――哈里·哈弥尔顿（Harry Hamilton）――在一篇致各位代表的讲话中概括了正规浸信会联合总会的一些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如下：
它[正规浸信总联合会]绝不打算维持一种教派秩序，而只是再次肯定浸信会历史上所相信的由各种信仰宣言所表达的圣经真理，这些信仰宣言有1689年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新罕布施尔公认信条，费城公认信条，浸信会圣经同盟会公认信条，以及其它用别的措辞所阐述和发表的同样真理。[4]
这样，从正规浸信会总联合会一开始，它的领袖中就有许多人仍然高度看重恩典教义。尽管接受加尔文所有五个要点的人可能相对少数（特别救赎或有限救赎通常是令人卡住的一点），许多人接受了五点中的绝大多数。这种保留下来的加尔文主义的倾向继续了下来，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到20世纪后期――这从1970年代正规浸信会总联合会中因为这些教义引起的冲突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到。那时候，那些渴望更加明确坚定地捍卫神主权恩典教义的人打了败仗，那以后正规浸信总联合会继续朝着一种更为阿民念派主义的方向移动。不过正规浸信总联合会某种程度上对加尔文主义的坚持对于改革宗浸信会各教会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这表现在几方面：
(a) 在正规浸信总联合会认可的神学院和学校中加尔文主义对后来改革宗浸信会的领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一个作了多年改革宗浸信会牧师的人在洛杉矶浸信会神学院读书期间受到了他的一位教授的极大影响，使他更加倾向于改革宗信仰，这位教授就是――马尔尚·京（Marchant King）。很有趣的是，京博士于192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那年是那所学校的关键的一年），然后又进一步在威斯敏斯德神学院学习。京博士在给学生的推荐书目中包含了纯正实在的改革宗书籍。例如，他说伯考夫的系统神学是当时为止最好的系统神学。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长老会和荷兰改革宗的影响如何通过正规浸信联合总会传递下去，因为这个总会至少有些容忍合乎圣经的加尔文主义。
(b) 有些个别的正规浸信总联会的教会也提供了一个更为完全的改革宗个人被容忍的地方，至少是一段时间内。例如，从19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内，衣阿华州阿姆斯的一间正规浸信联合总会教会的一项事工，由一批大学生来做，这批大学生中有一系列学生领袖被这群大学生选举，被选上的人都是坚持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结果至少两位未来的改革宗浸信会牧师在还是这群大学生中的一员的时候就明白和相信了恩典教义。
(c) 正规浸信联合总会影响的最后一个进一步表现是有些改革宗浸信会教会起初是归浸信联合总会所属的教会。他们原本就没有彻底公然敌视改革宗信仰，并且最终经历了一个进一步改革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最终使他们无法留在正规浸信联合总会内。
应该补充的是在保守浸信会中间也一直有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这些保守的浸礼派是第二批基要派，他们后来于1940年代离开了北方浸信联合总会。
加尔文主义残留的影响不仅在北方浸信会中有，而且也明显体现在：
(3) 一般来说南方更为保守的浸信会。我以前的老师写道：
可能的情况是，一小部分浸礼派特别是在美国南方，多少一脉相承地从19世纪保留了加尔文主义的信条或信念。[5]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能够更明确地把这一点追溯出来，但是随着我们继续学习，我们将会在很明显的地方看到它的点点滴滴。
往下进行之前，从我们所学习的内容中得到一个重要功课，特别是从我们对荷兰改革宗长老会和正规浸信联合总会所看到的，这一点功课是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对我们如此有益处的其它教派和其它教会。
的确，说到洗礼和地方教会以外的教会治理，我们可能同荷兰改革宗和长老会不同，我们可能相信，当涉及到我们顺服地跟从我们的主的时候，这些不同是一些重要的分歧。的确，在其它真正令人关心的领域，我们可能和其它非改革宗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不同。但事实是，我们仍然歉欠这样的敬虔弟兄姊妹很大一笔债，就是说我们仍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极大益处，所以我们应该为他们感谢神，也为其他忠心坚守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当作无谬误而委身的弟兄姊妹而感谢神。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在可行之处与他们同工。我们应该小心提防那种狭隘偏执的宗派思想和门户之见。这种思想会让我们行动表现出我们所属的这派教会有些优越，使我们傲慢，看不起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不小的程度上，我们之所以是今天的我们，乃是因为像这样的弟兄姊妹的缘故。
以上我们看了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继续进展的时候，改革宗信仰的一些坚持不懈的余民。现在我们准备好可以开始考虑：
2. 浸信会中改革宗信仰复兴的一些早期迹象和进一步的帮助。其中这样的一个帮助是：
a. 亚瑟·宾克（Arthur Pink）的事工――一项他活着的时候很没有被人注意的事工。在由这位基督的仆人所写的一本书信集的序言中有下面的描述：
1952年7月15日，当亚瑟·沃金顿·宾克（Arthur Walkington Pink）在外赫布理群岛的斯多诺威去世的时候，除了一小个朋友圈子和他的月刊杂志《圣经学习》的读者以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逝去。他曾经在四个国家住过，并且讲道，然而他死的时候，他的名字在英语世界的基督徒中间是不为人知的。《圣经学习》杂志艰难地维持了四十年，读者人数很少有超过1000人的时候。[6]
然而，从那时起，已经有宾克著述的成百上千本书――比如像《神的主权》以及《神的属性》等就一直被销售，并且被热切的读者阅读。许多人最终第一次明白并且接受了合乎圣经的恩典教义以及更为广泛的改革宗信仰或是在他们的认识中受到了极大的帮助。亚瑟·宾克通过他的著作成了改革宗浸信会和其它加尔文主义浸信会兴起的一股主要影响力。所以我们将停下来进一步了解他的生活。
A. W.宾克于1886年生于英格兰。他1908年归正，差不多马上就感到有一种呼召要他从事事奉。所以，1910年他报名读了芝加哥的慕迪圣经学院。他在慕迪只呆了两个月，然后就接受邀请到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矿业城镇一家教会当牧师，在这里他也没有久留，他继续在美国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试图为主作工。他从科罗拉多到加利弗尼亚到肯塔基又到南卡罗来纳。他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开始阅读一些好书，包括约翰·加尔文和约拿单·爱德华滋的著作。在他阅读这些书的时候，他开始深信他们所教导的教义是来自于神的话语。
1925年，宾克离开美国到澳大利亚住了三年，1928年回到英格兰，1929年回到美国，然后1936年又回到英格兰，在英格兰的南部海岸定居下来。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个地区变得很危险，成为面临可能被侵略的地区时，宾克协同妻子搬离了那里，搬到英伦三岛中尽量远离南海岸的地方，到了苏格兰北赫布理斯群岛的路易斯岛，在这里他们度过了余生。
1922年，宾克开始发行一份月刊，他称之为《圣经学习》，前面我们已经说到，这份出版物的流通很少有超过1000份的时候。然而宾克感到神在祝福他著作的事工，这与他公开的传道事工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主似乎没有祝福后者，这从他不断的搬家换地方就可以看到。宾克的部分挑战是，他看来性格有点古怪，不善于与人相处，然而他可以看到，神在祝福他勤奋努力的写作事工。主当时的确在使用宾克恢复新约圣经的基督教，最终远远超出了宾克有生之年所能看到的景象。他的《圣经学习》的出版只发行到1953年底就停止了，最后几期含有宾克生前预备的材料，在他1952年去世后，由他忠心而又坚忍的妻子发行的。这份出版物起初按月印刷的系列文章最终被收集起来，成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宾克书籍的绝大部分内容，这些书曾经对那么多人起了帮助作用。
亚瑟·宾克去世的时候，在美国显然没有一个明显的改革宗浸信会教会存在，然而，除了他著作持久的益处以外，在宾克和改革宗浸信会中也有一种活的血肉联系，这是通过I.C.希伦丁（Herendeen）这个人而有的。1918年宾克找到这位住在宾夕法尼亚的人，带着一本称为《神的主权》的书叫希伦丁为他出版。希伦丁此时是一位阿民念主义者，他写信问宾克他所说的神的主权是什么意思？宾克在一封回信中引用了约翰福音6:44，并且划线强调了――“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主使用这一点来开始打开希伦丁的悟性，他开始更进一步地学习恩典教义。[7] 希伦丁也同意出版宾克的书，2000册印出来了，没有人要。95%（换句话说，也就是将近1900本）都没有卖出去，希伦丁只好找了一份推销鞋的工作，因为他的出版公司在卖宾克的书方面如此不景气。此时前景当然是不乐观的，因为这时候恩典教义是很不受人欢迎的，但是希伦丁坚持他的小册子和书籍事工，这项事工曾有时被称为“圣经真理宝库”，这项事工几乎不能养活他自己。后来希伦丁在使宾夕法尼亚的两位弟兄明白并且接受恩典教义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人中的一人是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城的第一间美国改革宗浸信会教会建立过程中的关键性领袖。
在我们结束这部分学习的时候，有两点最后的功课是我们应该从A.W.宾克（以及I.C.希伦丁）身上学习到的：
1. 首先，如果你在撒好种――神话语永不凋谢的种子――那么就继续撒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挠或反对，不管人们看起来多么不肯接受――不管你是进了坟墓才看见你工作果效也好，因为这样的种子必将最终带来收获。在加拉太书6:9中有神的应许：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
在诗篇126:5-6中也有这样鼓舞人心的话语：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宾克没有在地上活着看到收获的日子。但是在天国聚集着一大群曾经从他辛勤的工作中极大地受益的人。这位曾经辛劳工作的人，虽然死了，仍旧藉着他的著作说话。在神宝座前同他一起欢喜快乐的这一大群人中的其中一个是他期刊的一位订购者。此人正是英格兰的钟马田（Dr. Martyn-Lloyd）他本人也被主大大使用，在传扬改革宗的圣经真理上给许多人带来了益处。
接下来我们将学习他的工作。鉴于神的话语必将成功这个事实，我们应该留心注意传道书11:1中激动人心的劝勉：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当宾克的书，《神的主权》开始时卖不出去的时候，情况并不是很好，对不对？然而，现在（80多年过后），我们知道他辛勤的工作最终的结果同当初大不相同。愿主帮助我们在向我们周围人传扬祂的真理方面也同样坚忍不拔，无论是通过口说还是通过书面的文字，我们要以一切我们所能做到的方式这样传扬祂的真理。
现在来看从宾克身上学到的第二个功课：
2. 我们看到主如何使用我们生活中看起来令人灰心的护理之工来成全祂完美的旨意，使祂的名得荣耀，也使祂的子民得益处。是主如此造就了宾克，安排了他长大成人时的情形，使他缺少作为牧师必要的社会交往和能力，挫败了他想做一名传道人的强烈愿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他可以关起门来刻苦学习，潜心写作。这两项工作在未来的年日里结出了如此丰硕的果子。愿一切荣耀归于我们主权的神，因为祂使万事尽善尽美，祂叫万事互相效力，使那些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像宾克一样，照着祂的旨意被呼召的人（罗马书8:28）！
现在，让我们抓紧时间看浸信会中改革宗信仰复兴的其它一些早期迹象和进一步的援助。下面我们来看另一位不列颠人的工作。跟宾克不同，此人不是浸礼派的，而是一名婴儿洗礼派的，我指的是：
b. 钟马田博士的事工，他的事工在他有生之年就引起了注意。这位经常被称为“博士”的人，从1899年到1981年共活了82岁，他是公理会的。与宾克不同，他作为一位大有果效的牧师和大有能力的传道人而工作。也与天性孤僻的宾克不同的是，钟马田在更为广泛的福音派团体中有着广泛的联系并且在他们中间作工，其中包括一个跨教派的大学事工校际基督教团契，这样更为广泛的来往互动，使他在传扬神话语真理方面格外有影响力。
钟马田原是一名医生，后来大约在1927年主呼召他从事事奉，1938年他开始在伦敦威斯敏斯德礼拜堂作工。在这里他进行了长达30年的大有果效的事工，直到1968年才“退休”，“退休”之后主又使他根据他早年的讲道和教导写书，并且继续在多处讲道和教导，他公开的事工一直持续到他1981年2月28日去世前的几个月。
这位博士是一位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1940年代他发现自己在那些信念上相当孤立，1947年的一份报纸宣称“钟博士肯定差不多是最后一位加尔文主义传道人。”[8]
前面提到，这位博士从亚瑟·宾克的写作事工中获益非浅。大约1942年一直到1953年《圣经学习》停刊为止，他一直是这份月刊的订购者。尽管他感到宾克在说服那些福音派的人相信恩典教义的时候，过于爱辩论，过于缺少耐心，因为这些人至少起初没有坚持这些教义。[9] 但是他还是很重看宾克的著作，一位后来成为传道人的人回忆起1945年他同钟博士的谈话。当时这位未来的传道人还不满20岁：
他跟我谈起了事工，并且说如果我蒙召成为一名教牧人员的话，他将这样忠告我“不要浪费时间看巴特和布鲁纳的书[这两个人属于新正统神学派。他们否认圣经的无谬误性]，你丝毫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来帮助你传道，要看宾克写的东西。”那时候宾克的著作发行有限，就这样在宾克像今天那样被人狂热推崇很久以前，我就接触到了《圣经学习》。我非常感谢博士的劝告。[10]
尽管宾克的生命即将结束，然而此时这位更年轻的博士却在仍然积极活跃地投身于事奉工作。后来在195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加尔文主义信念的恢复，其方式和规模是历史上罕见的，[11] 这就是宾克，钟马田，以及其他人所播下的种子的收获的开始。他们的播种是在1940年代以及前面远远更为艰难而又孤独的日子里进行的。
除了在不列颠和其它国家作工以外，钟博士又到了美国，在那里的事工也特别蒙受祝福。他最后一次去美国是1969年。在最后一次美国之行中，他参观了美国第一间改革宗浸信会宾夕法尼亚卡莱尔城的恩典浸信会教会，并且在那里的牧师研讨会上讲道。这样他以一种更为明显的方式让人看到他通过讲道和写作给浸信会带来的帮助和祝福，这种祝福的一个进一步的表现可以从改革宗浸信会先锋俄尔尼·莱辛格（Ernie Reisinger）的一封信中看到，这封信是他1968年在钟博士得重病的时候写给他的。俄尔尼写道：
亲爱的博士：
……今天早晨我感到我要向你写几句话，告诉你神如何在我自己的生命以及这个国家许许多多人的生命中大大使用了你，时间不允许我详细地叙述那些传道人从你的著作中得到巨大帮助的许多见证。[12]
马克·西多威（Mark Sidwell）这样总结钟马田博士的工作：
宾克活着的时候很少为人所知，然而在对清教徒的研究兴趣复兴期间，他的著作被重新发现，这种对清教徒研究的复兴是英国圣经解说家钟马田博士（1899-1981）在194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点燃的。钟博士看到，通过阅读清教徒的著作，他自己的学习被丰富了，于是他激起了人们对清教著作的新兴趣，他在伦敦威斯敏斯德的礼拜堂的讲道以及他讲章的出版对这种兴趣的浪潮起了部分推动作用。此外，他主办了每年一次的清教徒学习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后来越来越受欢迎，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他还强有力地支持了英国真理旌旗信托公司等重新出版清教徒著作的工作。
钟马田本人是一名公理会信徒，但他发现许多浸信会的人乐意听他讲道和教导。英国的浸礼派显然最有可能受到他的影响，但是美国浸礼派也承认了他的作用。美国改革宗浸信会运动的参与者之一罗恩·麦凯尼（Ron McKinney），1982年说他认为钟马田的讲道连同他所激发的出版工作助长了加尔文主义的这种再生。[13]
我们已经提了钟博士所激发的出版工作。现在我们往下来看，浸礼派及其他教派中改革宗信仰复兴的另一个迹象和辅助：
c. 英国真理旌旗事工的建立。这显然发生于1950年代，并且分为两个阶段，此时美国第一间改革宗浸信会教会还处在改革阶段，并且即将采纳1689年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作为它的信仰宣言。
《真理旌旗》杂志的发行开始于1955年。[14] 现在已经成了月刊――出版社真理旌旗信托公司1957年在伦敦成立，从一开始一位长老会的人伊恩·慕里就担任这个极其宝贵事工的领袖。目前这项事工的主要办公地点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有趣的是，在神的护理之下在这早期阶段伊恩·慕里在威斯敏斯特德作钟马田博士的助理牧师，这项助理事工从1956年持续到1959年，由于同钟马田博士有着长久的友谊和交往，慕里被授权写一部两卷本的钟马田的生平传记。并且在博士本人1981去世之前得到了他很大的帮助。[15] 在前面提到的俄尔尼·莱辛格1968年给钟博士的信中，我们得知钟马田对伊恩·慕里的影响:
……当我会晤来自于你们国家[不列颠]的人，比如吉姆（J.I.）巴克，伊恩·慕里和其他人的时候，他们都亲自向我承认，因着你的生命和事工他们对神有着深深的热爱和感激，他们两个人都称你为父亲，这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你是当之无愧的。[16]
慕里本人对他所协助建立的旌旗事工描述如下：
……建立者们相信，历史基督教的最优秀文献中的大部分，一直是淹没无闻的；在神带领下这些著作的恢复可能不但使今天的教会得到坚固，也会带来真正的复兴。这项工作的起源同一个祷告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个祷告就是愿神喜悦他带来真正的复兴。
我们当时相信，从前的文献著作――特别是宗教改革和清教徒时代的著作――被埋没有两个原因。首先那些著作所注重的同本世纪被认为是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的大部分格格不入；其次宗教书籍的出版已经变得过于以市场为导向，也就是说出版商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一份出版物要有销路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指望受欢迎。
真理旌旗信托公司从它的名字“信托公司“来看，就可以知道它的组织形式以及它希望达到的目的都不是让钱财方面的考虑来决定出版的书目。它的目标是出版我们相信能荣耀神的东西，以及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起初想要的东西。
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真理旌旗信托公司在工作人员的构成上一直是跨教派的，尽管它持守威斯敏斯德要理问答的权威，但它也尽力把主要的和基本的真理同一些虽然并非不重要，但却可以被看成是次要的，第二位的真理，比如教会管理形式等，区分开来。
从它发轫起，真理旌旗也一直试图通过出版一些当代作者的著作来平衡它出版的书目。这些当代作者中最有名的是威廉·亨德里克森和钟马田。[17]
1991年前后，我以前的老师写了如下的话评论旌旗：
真理旌旗信托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使经历性的清教和改革宗文献便于为人所得的出版公司。在过去30年中，这家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大量的清教徒和改革宗书籍。由于这项工作决议要同那些认同改革宗基督教传承的人保持共鸣，在过去的一些年间它是把许多浸礼派带到改革宗信仰的手段。[18]
今天许多改革宗浸信会的人可以对这样的评价说阿们。旌旗书籍在他们的藏书中很普遍，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命。从50年代起旌旗就成了一种手段，既在浸礼派中也在其它派别的基督徒中起了很多好作用，成了人们复兴对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圣经真理之爱的手段。
尽管，真理旌旗出现得比较早，我们还要来看：
d. 优秀的加尔文主义改革宗书籍的其它更早的来源。至少到1960年代早期为止，“贝克书屋、俄德曼出版公司，长老会和改革宗莱纳出版社，主权恩典出版社，桑德万出版社以及其它出版社也在出版货真价实的好文献和好著作。” [19]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出版社是克莱格尔出版公司。
这些出版社中至少有四个是在密西根州的大集流市――贝克，俄德曼，桑德万和克莱格尔――他们的产生都是由于荷兰改革宗的一些人想要保存他们改革宗传承的最精华部分。那个异像后来在荷兰改革宗圈子以外的许多人包括浸礼派也产生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20]
通过这些出版社，主以明显的方式表明，在改革宗浸信会运动刚刚开始发展之前和期间，在人们对神主权恩典的教义有更为广泛的兴趣和接受的复兴之际，有必要重新印刷加尔文主义和改革宗信仰合乎圣经的真理。很有趣和很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出版公司中有好几家开始在20世纪30年(长老会改革宗和桑德万)40年代（克莱格尔）和50年代（主权恩典出版社和真理旌旗信托公司）开始出版印刷内容充实而又丰富，道理纯正的著作。这显然绝不是偶然，工作的开始特别是30年和40年代期间，与其说是表明了人们对加尔文主义和改革宗著作的越来越多的兴趣，不如说他们是一种令人激动的迹象，这迹象就是一位主权的神在作工，为未来浸信会和其它派别之间，祂话语的荣耀真理的复兴打基础。这样主就在确保真理不是倒下来就一直躺在街上，而是被高举起来，使他得着祂名所配得的荣耀。
现在我们必须抓紧来看主在浸礼派中复兴祂真理所使用的另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器皿――特别是美国南方。请跟我一起来看：
e. 拉尔夫·巴纳德（Rolfe Barnard）的生平和事工。根据南方浸礼派历史学家麦克白的话：
福音传道人拉尔夫P.巴纳德（1904-1969）经常被称为浸礼派中加尔文主义复兴的先锋。[21]
鉴于他的重要性，让我们简略地勾勒一下他的生平和事工。
巴纳德于1904年出生于阿拉巴马，并且在南方浸信联合总会中长大。1920年代，他归正，脱离了他称为刚硬的不信的状态。归正之前他是一个邪恶的不信者，福音的公开怀疑者。但是主有祂自己的计划来吸引他归向祂自己。巴纳德到了德克萨斯的一个小镇，在那里的学校当老师，在那所学校当老师的要求之一是，你必须是一名教会成员。所以他加入了一间浸信会教会，并且很快被选为成人主日学班的老师尽管这时他还没有信主。神在他的生命中使用了那个教会，他荣耀地得着了拯救，脱离他不信的硬心。
巴纳德成了一名福音传道人和牧师――在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俄克拉何马等地作工。他受南方浸信会派遣到了西德克萨斯的一个新兴石油城波尔志，为的是在那里建立教会。据说在一年的时间内，这个新兴的城市从一幢房子发展到了一条有四公里长的主要街道。当巴纳德到来之时这个极其邪恶和败坏的地方没有教堂，没有教会，据说夜间出动的女人（妓女）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正派男人夜间走在街上时必须离所有的门保持一臂之远，因为如果他走近了就可能会被主要街道上的妓院之一拉进去。巴纳德在这个艰难的地方呆了16个月，那期间他平均每天至少主持三场葬礼，他说“我已经看见人们死亡了”。他知道面对死亡是怎么回事。
巴纳德进入了位于德克萨斯伏特沃斯的南方浸信联合总会西南浸信会神学院学习并且毕了业。南方浸信会历史学家麦克白记录了巴纳德的宣称“他对那个体系（加尔文主义的体系）的早期兴趣是1927年在西南浸信会神学院读书时上W.T.科纳（W. T. Conner）的神学课时激起来的。” [22] 但是麦克白不明白的是，这位教授出版的著作并没有显示出巴纳德后来所强调的那些特别的侧重点。德克萨斯休斯敦的一名主权恩典牧师德鲁·加尔纳（Drew Garne）通过科纳的著作对麦克白的最后一点观察提出了质疑：
他的加尔文主义可以从他早期的一部书《基督教教义》中看到。[23]
看来科纳教授可能是一种内室加尔文主义者，不敢到处大张旗鼓地宣扬他所坚持的当时如此不受欢迎的教义，至少没有在神学课程以外这样做。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更为肯定的迹象，表明在阿民念处于压倒性的得胜期间也有人悄悄地坚持着加尔文主义。科纳教授的影响毫无疑问在拉尔夫·巴纳德这位重要的福音传扬者的事工上结出了果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纳德成了密苏里州的随军牧师。后来他又开始旅行福音布道――他也成了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撒冷城的皮得蒙圣经学院的一名神学教师。最终他与一名极端阿民念派――约翰R.赖斯（John R. Rice）――一起从事传福音事工。
加尔纳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假如要为加尔文主义和主权恩典的复兴或复苏挑选一个日子的话，我们就要选择1949年夏天由约翰R.赖斯发起和主办的在佐治亚州科弗举行的“主的宝剑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促进福音传扬工作以及研究灵魂赢取对策，那一年的演讲人是约翰R.赖斯博士，李·罗伯逊，比尔·赖斯（约翰R.赖斯的弟弟），E.J.丹尼尔斯然后是拉尔夫·巴纳德。
巴纳德是星期一晚上第一个演讲的人。（试着想想这一点吧。）当他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叫所有的年轻传道人打开他们的圣经，翻到罗马书第9章，并请所有老传道人不要打开他们的圣经，因为他们将不会相信他要说的任何东西。当然，所有人都打开了自己的圣经。巴纳德传讲了一个小时，讲的内容是主权恩典和怜悯。
到第二天早晨为止，会议出现了混乱。到那周的中间，赖斯博士请求巴纳德离开会议。本文作者[德鲁·加尔纳]知道当时至少有两个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其中一个是来自密西西比的弗莱德·西门斯先生（Fred Simons），此人后来于1957年秋天搬到了诺克斯城，并且向笔者介绍了恩典教义。[24]
那真是勇敢，对不对？可能不是很明智，但这的确是很勇敢。
据马克·西德维尔（Mark Sidwell）说，[25] 赖斯谴责并开除了巴纳德，很多基要派教会接着向他关了门，但是他找到了别的愿意接受恩典教义的教会。
1950年，密西西比河东的南方浸信会各教会计划在复活节的周末举行奋兴会（也就是特别的传福音大会。肯塔基的一家教会发现自己仍然缺少一位演讲人，牧师给拉尔夫·巴纳德仍然在教书的皮得蒙圣经学院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人能来做他们奋兴会的演讲人。这位牧师得到的答复是，他们有一位神学教师比任何他所知道的人都更了解传福音工作。他们说“好，我们就要他”。他们对他一无所知。但他们为他做的广告是“与众不同的福音布道家”，那也是真的!
他来到了那个位于肯塔基州艾施兰的教会。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新被邀请来刚刚到达这座城市不久的助理牧师，凭着记忆说出罗马书8:28。这个人在前排站了起来，背诵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把最后一个分句漏掉了，然后他坐下来。拉尔夫·巴纳德沉默了这个年青人觉得大约有2到3分钟的样子，然后问他“你知道这节经文的其余部分吗？”回答是“先生，我想我知道”。这个年轻人然后把整节经文说了出来，包括“……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这时候，他后来说，巴纳德在大喊大叫地说――“旨意！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做的，都是按着祂的旨意做的！如果你什么时候懂得了这一点，这将为你打开那本书，神将把福音交给你。”谁也不知道该做何感想。巴纳德然后开始传讲神的主权，这位年轻的助理牧师聆听着巴纳德，并开始受到他的影响。他的名字是亨利·马汉（Henry Mahan）――他是我们稍后将要学习的另一个重要人物。[26]
巴纳德继续在整个南方和整个中西部传道。他于1969年去世。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他的事工确实为南方的主权恩典浸信会（不同于北方的改革宗浸信会）铺平了道路。南方主权恩典浸礼派的许多特点反应了拉尔夫·巴纳德所从事的那种事奉，有些粗暴、严厉、毫不留情、直言不讳，“本来就是这样”的那种事工。这种事工有对神主权的强调，但还不像我们从清教主义所学到的神学那样圆满明朗。但是，应当看到，拉尔夫·巴纳德在很多方面在浸礼派中恢复和传播恩典教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